顾犇:我这30年 ——一个图书馆员的心路历程

顾犇,生于上海,管理学博士;研究馆员; 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;中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

 

 

一提起30年,就有人问:什么是30年?从官方来说,是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(以下简称国图一期)建成开馆30周年;而从个人来说,是我在国图从业30年。

 

1

 

宏伟建筑,历史意义

 

2017年10月12日是国图一期建成开馆30周年,我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纪念展座谈会等纪念活动,遇见了各路嘉宾。一期工程是国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,被誉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,曾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重大经典建设工程

在座谈会上,我感触较大的是当年(1987年)青年突击队指导员马小林的发言,他说突击队精神永存。当时的共青团员都参加了突击队,负责处理搬迁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我那时刚从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到馆,老同志们认为我是高学历人才,不适合做体力工作,没有让我参加青年突击队,这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遗憾。突击队不分上下级,领导和员工亲如一家,由于加班没有吃饭,于是领导就把自己的面包分给大家吃,这事到现在还被大家传说。

那时候国图搬家,没有搬家公司,主要靠自己,当然还有解放军战士作为主力鼎力相助,一卡车一卡车地搬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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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987年10月在北京图书馆门口

 

负责国图一期建筑的设计大师张锦秋院士的讲话引起了我的共鸣。她认为国图一期建设既是行业内部的事情,也是国家拨乱反正后公共文化发展的一个象征。

当初很多人并不喜欢一期建筑,20年后却越来越爱它了。
30年,人一辈子也就两三个。国图一期建成开馆30周年纪念活动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,感受到了种种情怀。也许只有缺少的东西,才觉得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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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犇(2019年3月摄于天安门广场)
 

2

 

卧虎藏龙,脚踏实地

 

我第一次见到的馆领导是后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艾青春先生。他说:你到国图一定有用武之地,邵文杰是你的榜样,他学理工科,却通晓多国语言,还写了不少社科类文章,他需要一个接班人。我心里暗想,这正是自己兴趣所在,也能发挥自己的外语和知识面特长。

到国图第一天,邵老师就给我几本不同语言的书目。我大概看了两三天,不太摸门。我一面看目录,一面练习打字。当时没有电脑,打字是基本功,我也一直喜欢打字机,学起来特别带劲。我打字的声音,周围办公室的同事都听见了,他们有些好奇,于是我有点出名了。正式工作后,我每天用打字机记录选书内容,保存在案头六屉小目录柜里备查。我成为打字快手,一次部门举行打字比赛,我得了第一名。后来有了电脑,我轻车熟路,学习使用键盘一点不费劲。

现在部门库房里还有我收藏的邵老师使用过的长滚筒打字机。邵老师当副馆长后,我拿了他的长滚筒打字机来用。这个打字机由波兰语打字机改装而成,可以打A3纸,可以打英语和法语字母,通过键盘组合打法语和德语重音(或变音)字符,还可以打@”“#等符号,有自定义表格键等功能,这在早期的打字机里是不多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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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 

博学多才,为人师表

 

前些年国图社会教育部与我商量馆史录像,谈到我刚到馆时的事情,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。

馆前我对图书馆工作没有任何概念,但很喜欢图书,喜欢图书馆,喜欢北京这个城市,于是我就从上海来了。到馆后,领导一直让我在宿舍等待,说最近国图正在搬迁,比较乱,安排不开。看着宿舍里其他人都去上班了,我有点不自在,于是就读书。过了大概两个星期,终于让我上班,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主任邵文杰负责带我工作,算是我的师傅和上司。

 

十多年后,时任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副主任金凤吉告诉我:当时部门领导以为你是找不到工作,通过走关系,领导硬塞进来的,不打算要你。不过,其他部门争着要我,比如原参考部主任曹鹤龙几次向馆领导提出要我过去,都没有得到批准。后来曹先生经常说我看不上参考部,我实在冤枉。当时参考部是国图层次最高的部门,员工间有一参、二编、三阅览的说法。

我工作效率高,新点子多,高标准完成日常事务,还补充了缺藏图书,得到领导认可,邵老师经常带我参加外事活动,金老师也成为很好的朋友。1989年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撤消,原班人马成立外文选书组,我当组长。工作不到两年就当组长,这在当年很少见,当然是破格。不料我在组长岗位上一干就差不多十个年头。

邵老师和我父亲同年,学过英语、俄语、波兰语等,喜欢音乐,热爱图书。他修养好,是很多人的偶像,我自然对他怀着敬仰之心。他喜欢音乐,每天晚上我很晚走,他也在办公室听音乐。

在那个年代,国图本科生也没有几个,来个硕士研究生令大家感到惊讶。有人责怪领导不会用人,耽误人才;有人说我是学习成绩差,找不到工作才到图书馆。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来说,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挺过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。

根据邵先生的口述回忆,1980年代,胡耀 邦同志对科技发展很敏锐,注意到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影响。《第三次浪潮》《大趋势》等书的出版预示着信息时代即将来临。副馆长胡沙(曾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、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辑)推荐外文采编部购买这几本书,邵先生阅读后写了书评,胡沙先生介绍到《光明日报》发表,引起轰动。这些事情改变了人们对图书馆员的看法:图书馆员不应只会采访和编目,图书馆是值得动脑筋的地方。随后国图风气逐渐改变。

我刚到馆时,国图科研风气不是很强。别说都要有学术成果,就算你在大家喝茶聊天的时候写点东西,别人都会说你利用工作时间干私事,对你有意见。邵老师一直是我的榜样,我养成了工作之余从事科研的习惯,受益匪浅。

 

 顾犇与邵文杰先生合影

 

4

 

言传身教,业务入门

 

       到馆上班前,行政部门领导告诉我:你们部藏龙卧虎,有国际知名专家。

       谁?

       到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第一天,我看见一位老师穿着西服在过道里搬箱子,就上去帮忙,他也不让。回头一问,才知道是副主任、国际知名的日语专家金凤吉。那些年的早晨,我们都能听到他在图书馆院子里朗朗的读书声音,他要把文 革期间失去的补回来。金老师的日语比一些日本人还地道。

 

金老师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进取,爱岗敬业1989年我担任外文选书组组长后,在工作上,努力使外文图书采访更上层楼;在业余时间,喜欢翻译和看人文学科图书,根本没有想到要做图书馆研究。一天金老师对我说:你在图书馆工作,得做一些图书馆研究在他的督促和指引下,我尝试着写了几篇文章,分析图书采访中存在的问题,逐渐走上了图书馆研究道路。截至目前,我已经发表100多篇文章、几百万字译文,以及编、写、译著作20种。我37岁晋升正高职称,43岁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金老师为人处世有原则。他说,做翻译是为人服务,不能有自己的感情色彩,不管别人说什么,都要翻译出来,不能敷衍了事,不能贪污。在一次外宾接待上,一个翻译听到日本客人说酒话,不太礼貌,不敢翻译,就在一旁微笑,我方领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他对这样的翻译很有看法。他还认为,在宴会上做翻译,不能考虑自己吃多少,而要随时关注主人和客人在说什么,及时翻译,所以每次宴会,他都吃不饱,回家后会吃点心。
我住双榆树青年公寓时,父母来京探亲,住了一阵。金老师知道后,去大钟寺买了一箱水果送到我家里,没有一点领导架子。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,感觉很温暖。

 

5

 

文明礼貌,从我做起

 

参加新员工培训,胡沙副馆长介绍我时说我会很多门外语,是个人才。半年后他就离休了,走之前叫我到他办公室去,说有些事情需要我帮忙,其实是让我帮忙收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。与胡馆长接触不多,但他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:抓文明礼貌;抓厕所卫生;抓宣传工作。

抓文明礼貌就是要求服务窗口要文明用语,在馆内按规定接听电话:您好,我是外文采编部,请问您……当时编制的文明礼貌手册》影响很大,刚开始时大家不习惯,久而久之越来越体会到重要性。因为1987年国图一期开馆前后,员工数量急剧增加,人员构成复杂,统一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很有必要。

胡馆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,对礼仪很有讲究,西服如何穿,领带如何打,车如何坐,都有要求。比如,和领导一起坐车,人们习惯性客气地让领导先上,其实这不仅不礼貌,反而令领导尴尬——先上的人要从车门口到里面去!

他喜欢交际舞,图书馆时不时举行舞会,培养了一批舞蹈爱好者。

厕所是一期工程的一个亮点,多,干净,甚至有玻璃窗,这在当时其他地方很少见。那时有同事看不惯,批判其为全盘西化

当时卫生检查非常严格。我曾担任爱卫会委员,和其他委员到各个部门检查卫生,一些人戴白手套到处摸,看是否有灰尘,甚至连柜子顶、书桌抽屉缝、墙角等地方都不放过。到现在我还坚持定期打扫办公室,甚至打扫库房。

据一位曾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同事回忆,第一次做馆服时,胡馆长已离休,他在馆长办公室批评一位副馆长,大意是图书馆员是一个高贵的职业,怎么能穿制服,而且还那么难看!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,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栋新楼,还有一份精神遗产,我们应珍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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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犇(摄于国家图书馆)

 

 

6

 

单身岁月,世外桃源

 

国图百年馆庆展览中有一个文津街分馆建筑模型,我收藏有国图各种模型的图片,但文津街分馆模型是第一次看到,勾起一些有关居住的回忆。

1987年毕业前到馆谈工作时,领导说有单身宿舍,硕士研究生一人住一间。但报到后,领导说单身宿舍仍在用于新馆建设总指挥部,要克服困难,过渡一段时间。我们当然支持,被安排到文津街分馆新腾空的平房仓库居住,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,没有卫生间和取暖设备,甚至是一个下雨漏水、刮大风要乘凉的地方,更没有想到一个房间住六人。

半年后我们几个硕士被安排到文津街馆区腾空的办公室居住,总算是楼房了,供暖条件好很多,两人一间。但是,每天需要骑自行车到白石桥新馆上班,冬天披着军大衣,到馆时脚都冻麻木了。我们经常穿胡同走小巷,对西四的交通十分熟悉。

又过了半年,我们搬到白石桥新馆招待所的平房(现在单身宿舍东侧二期车库入口处)。是一个大杂院房客们互相串门,甚为热闹。平房不隔音,隔壁拓先生经常高谈阔论,我们无法安静写作或休息。20多年后,拓先生成为古籍拍卖行业名人。一对青年夫妇时常打骂,其他人不敢管,我喜欢管闲事,就劝他们,劝架的人反而挨骂。

1989年终于住进了单身宿舍,但领导没有履行诺言——一人一间,硕士稍好一些,两人一间。从此以后,我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,译著《简明牛津音乐史》就是在这里翻译的。记得我当时经常工作到深夜两点,室友大概不能休息得很好,我十分歉疚。当时的邻居中,为百年馆庆设计展览的佟博先生住我隔壁;经常一起喝酒的老魏后来成了出版人,老董成了某机构的领导,老寇当了老板,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人老心不老,关心各方面的新闻,不过读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

 

1992年5月在单身宿舍里翻译
 

住宿条件好了,但伙食跟不上,于是自己做饭。个别人条件好,拿煤气炉做饭;条件差些的,用电炉或煤油炉做饭。我开始用电炉,后来用打气式煤油炉。当时冰箱是奢侈品,常温下储存最多的东西是面条、西红柿、鸡蛋和香肠。

单身宿舍印象最深的事情不少:

一是经常聚会,周末一起吃饭喝酒。

二是用水冲的方式制作冰镇西瓜——当时北京的自来水是地下水,很凉,足以制造出冰镇效果,但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!

三是油盐酱醋经常不翼而飞。刚开始时邻居偶尔没有油盐酱醋,于是借一下,后来偶尔变成经常变成”——虽然不值钱,但要用的时候没有,难以容忍。

四是大家直接把剩饭菜往水槽里倒,水槽经常堵塞,我经常充当义务清洁工。

五是用电炉的人多,经常电路跳闸,大多数是文科出身,没人敢动总闸,我在紧急时候充当电工

六是门锁质量不高,经常损坏,我用过各种方式开锁,最严重的是用脚踢直接破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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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994年单身宿舍朋友聚会(顾犇、全根先、翟安鱼、沈燮元、魏文峰、董耀鹏)

 

1993年我分到一套一居室,告别了单身生活。单身生活很艰苦,但也磨练人。

2005年国庆节我骑自行车去文津街分馆,拍摄了各个角落,觉得建筑很美,环境很幽雅,恍如世外桃源!住在那里时怎么没有好好欣赏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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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 

 

 

7

 

国际舞台,兢兢业业

 

       2005-2013年,我参与国际图联编目组常设委员会工作近八年,之后担任国际图联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》(ISBD)修订组通讯成员、《意大利图书情报学刊》编委、《国际图联杂志》编委、国际图联《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》(FRBR)修订组成员、国际图联UNIMARC永久委员会委员等职务,参与了很多的国际专业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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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2006年在首尔国际图联大会发言

 

      国际图联的工作经常是深夜,熬夜是常有的事情。我在国际舞台十多年间的主要活动包括:
(1)负责组织把重要的业务文件翻译成中文,包括:
——《国际编目原则声明》(ICP)、
——《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》(FRBR)、
——《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》(FRAD)、
——《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:指南和新方向》(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the digital age:guidance and new directions)、
——《IFLA编目原则:迈向国际编目规则,4——第四次国际图联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报告书》(IFLA cataloguing principles:steps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,4:report from the 4th IFLA Meeting of experts on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)(德国K.G.Saur出版社,2007)。
自己翻译了ISBD统一版的两个版本——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(统一版)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8年3月)和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(ISBD)(2011年统一版)》(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2年4月);并提供中文样例,包括在各种语言的样例(FullISBDExamples)之中。此外,完成了《无名氏经典著作:中文文献》的起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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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参与图联大会编目组分会场论文评审工作,包括2006年(韩国首尔)、2007年(南非德班)、2008年(加拿大魁北克)、2009年(意大利米兰)、2012年(芬兰赫尔辛基)。每年组织志愿者翻译编目组、书目组、UNIMARC核心活动等分会场的发言,特别是几乎翻译了所有编目组的大会发言。
       (3)撰写《编目组通讯》(SCATNews)通讯稿(7篇),介绍中国图书馆界工作进展,包括第23期(2005年6月)、第25期(2006年7月)、第26期(2007年1月)、第30期(2008年12月)、第36期(2011年12月)、第37期(2012年6月)、第41期(2014年6月)。
      (4)大会发言,包括2006年在韩国国家图书馆召开的国际编目专家大会(IME ICC4)上做题为《<中国文献编目规则>和<国际编目原则>之间的异同》的发言,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,作为第一工作组(个人名称)组长主持第一分会场的讨论;2006年在韩国首尔国际图联大会上,在书目组分会场做题为《中国国家书目的进展》(National Bibliographies:the Chinese experience)发言;2011年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国际图联大会上,在迎新会(Newcomers' Session)上介绍国际图联大会的经验。
(5)在国际图联工作,除编目专业工作外,最骄傲的是中文工作语言的工作。早在1997年我参加哥本哈根国际图联大会,代表团就临时动议,希望中文成为工作语言。因为我打字快,大家让我临时找电脑输入后打印出来。遗憾的是这个提案没有通过。后来我国图书馆员经过多年努力,到2006年中文语言工作组成立,走过了艰难的道路。2006年我在快报组帮助校对稿子,2007年作为同声传译组的领队,获得圆满成功。
图片2019年国际图联年会(雅典),与吴建中馆长合影
 
(6)在担任《国际图联杂志》编委六年间,每年审稿五篇左右,也参加编辑部会议,讨论杂志的发展方向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国家书目的工作曾一度暂停,我发现这个问题后,积极参与国际图联相关工作,并在大会上发言。然后把国际经验介绍到国内,及时翻译《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:指南和新方向》,对若干年后重新启动的国家书目项目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2017年11月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明确规定国家图书馆负责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。
参与图联工作有两个特点:一是“义务”,没有任何报酬;二是“分享”,及时将相关信息分享给我国同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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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201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书库

 

8

 

精神传承,面向未来

 

这3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,很长,很重要。这30年如果放在图书馆事业史上,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;如果放到人类乃至宇宙历史看,更是一瞬间!

回顾自己这30年,就是在前人道路上的传承和发展。前辈言传身教,有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远见,带着感情和情怀做事,而不只是作为谋生手段和晋升阶梯。如果后人能继续走下去,事业必将更兴盛,国家必将更繁荣。

我目前和今后要做的事情,不是自己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,而是要培养更多的青年骨干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但愿我这一朵小浪花融入大浪,在历史长河中奔涌浩荡……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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