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犇：我这30年 ——一个图书馆员的心路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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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0月12日是国图一期建成开馆30周年，我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馆30周年纪念展和座谈会等纪念活动，遇见了各路嘉宾。一期工程是国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，被誉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，曾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“百项重大经典建设工程”。
那时候国图搬家，没有搬家公司，主要靠自己，当然还有解放军战士作为主力鼎力相助，一卡车一卡车地搬运。
1987年10月在北京图书馆门口
负责国图一期建筑的设计大师张锦秋院士的讲话引起了我的共鸣。她认为国图一期建设既是行业内部的事情，也是国家拨乱反正后公共文化发展的一个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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卧虎藏龙，脚踏实地
我第一次见到的馆领导是后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艾青春先生。他说：你到国图一定有用武之地，邵文杰是你的榜样，他学理工科，却通晓多国语言，还写了不少社科类文章，他需要一个接班人。我心里暗想，这正是自己兴趣所在，也能发挥自己的外语和知识面特长。
到国图第一天，邵老师就给我几本不同语言的书目。我大概看了两三天，不太摸门。我一面看目录，一面练习打字。当时没有电脑，打字是基本功，我也一直喜欢打字机，学起来特别带劲。我打字的声音，周围办公室的同事都听见了，他们有些好奇，于是我有点“出名”了。正式工作后，我每天用打字机记录选书内容，保存在案头六屉小目录柜里备查。我成为打字快手，一次部门举行打字比赛，我得了第一名。后来有了电脑，我轻车熟路，学习使用键盘一点不费劲。
现在部门库房里还有我收藏的邵老师使用过的长滚筒打字机。邵老师当副馆长后，我拿了他的长滚筒打字机来用。这个打字机由波兰语打字机改装而成，可以打A3纸，可以打英语和法语字母，通过键盘组合打法语和德语重音(或变音)字符，还可以打“@”“#”等符号，有自定义表格键等功能，这在早期的打字机里是不多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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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学多才，为人师表
前些年国图社会教育部与我商量馆史录像，谈到我刚到馆时的事情，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。
到馆前我对图书馆工作没有任何概念，但很喜欢图书，喜欢图书馆，喜欢北京这个城市，于是我就从上海来了。到馆后，领导一直让我在宿舍等待，说最近国图正在搬迁，比较乱，安排不开。看着宿舍里其他人都去上班了，我有点不自在，于是就读书。过了大概两个星期，终于让我上班，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主任邵文杰负责带我工作，算是我的师傅和上司。
十多年后，时任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副主任金凤吉告诉我：当时部门领导以为你是找不到工作，通过走关系，领导硬塞进来的，不打算要你。不过，其他部门争着要我，比如原参考部主任曹鹤龙几次向馆领导提出要我过去，都没有得到批准。后来曹先生经常说我看不上参考部，我实在冤枉。当时参考部是国图层次最高的部门，员工间有“一参、二编、三阅览”的说法。
我工作效率高，新点子多，高标准完成日常事务，还补充了缺藏图书，得到领导认可，邵老师经常带我参加外事活动，金老师也成为很好的朋友。1989年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撤消，原班人马成立外文选书组，我当组长。工作不到两年就当组长，这在当年很少见，当然是破格。不料我在组长岗位上一干就差不多十个年头。
邵老师和我父亲同年，学过英语、俄语、波兰语等，喜欢音乐，热爱图书。他修养好，是很多人的偶像，我自然对他怀着敬仰之心。他喜欢音乐，每天晚上我很晚走，他也在办公室听音乐。
在那个年代，国图本科生也没有几个，来个硕士研究生令大家感到惊讶。有人责怪领导不会用人，耽误人才；有人说我是学习成绩差，找不到工作才到图书馆。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来说，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挺过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。
根据邵先生的口述回忆，1980年代，胡耀 邦同志对科技发展很敏锐，注意到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影响。《第三次浪潮》《大趋势》等书的出版预示着信息时代即将来临。副馆长胡沙(曾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、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辑)推荐外文采编部购买这几本书，邵先生阅读后写了书评，胡沙先生介绍到《光明日报》发表，引起轰动。这些事情改变了人们对图书馆员的看法：图书馆员不应只会采访和编目，图书馆是值得动脑筋的地方。随后国图风气逐渐改变。
我刚到馆时，国图科研风气不是很强。别说都要有学术成果，就算你在大家喝茶聊天的时候写点东西，别人都会说你利用工作时间干私事，对你有意见。邵老师一直是我的榜样，我养成了工作之余从事科研的习惯，受益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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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传身教，业务入门
到馆上班前，行政部门领导告诉我：你们部藏龙卧虎，有国际知名专家。
谁？
到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第一天，我看见一位老师穿着西服在过道里搬箱子，就上去帮忙，他也不让。回头一问，才知道是副主任、国际知名的日语专家金凤吉。那些年的早晨，我们都能听到他在图书馆院子里朗朗的读书声音，他要把文 革期间失去的补回来。金老师的日语比一些日本人还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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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礼貌，从我做起
参加新员工培训，胡沙副馆长介绍我时说我会很多门外语，是个人才。半年后他就离休了，走之前叫我到他办公室去，说有些事情需要我帮忙，其实是让我帮忙收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。与胡馆长接触不多，但他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抓文明礼貌；抓厕所卫生；抓宣传工作。
抓文明礼貌就是要求服务窗口要文明用语，在馆内按规定接听电话：“您好，我是外文采编部，请问您……”当时编制的《文明礼貌手册》影响很大，刚开始时大家不习惯，久而久之越来越体会到重要性。因为1987年国图一期开馆前后，员工数量急剧增加，人员构成复杂，统一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很有必要。
胡馆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，对礼仪很有讲究，西服如何穿，领带如何打，车如何坐，都有要求。比如，和领导一起坐车，人们习惯性客气地让领导先上，其实这不仅不礼貌，反而令领导尴尬——先上的人要从车门口爬到里面去！
他喜欢交际舞，图书馆时不时举行舞会，培养了一批舞蹈爱好者。
厕所是一期工程的一个亮点，多，干净，甚至有玻璃窗，这在当时其他地方很少见。那时有同事看不惯，批判其为“全盘西化”。
当时卫生检查非常严格。我曾担任爱卫会委员，和其他委员到各个部门检查卫生，一些人戴白手套到处摸，看是否有灰尘，甚至连柜子顶、书桌抽屉缝、墙角等地方都不放过。到现在我还坚持定期打扫办公室，甚至打扫库房。
据一位曾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同事回忆，第一次做馆服时，胡馆长已离休，他在馆长办公室批评一位副馆长，大意是图书馆员是一个高贵的职业，怎么能穿制服，而且还那么难看！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，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栋新楼，还有一份精神遗产，我们应珍惜。
顾犇（摄于国家图书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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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身岁月，世外桃源
国图百年馆庆展览中有一个文津街分馆建筑模型，我收藏有国图各种模型的图片，但文津街分馆模型是第一次看到，勾起一些有关居住的回忆。
1987年毕业前到馆谈工作时，领导说有单身宿舍，硕士研究生一人住一间。但报到后，领导说单身宿舍仍在用于新馆建设总指挥部，要克服困难，过渡一段时间。我们当然支持，被安排到文津街分馆新腾空的平房仓库居住，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，没有卫生间和取暖设备，甚至是一个下雨漏水、刮大风要“乘凉”的地方，更没有想到一个房间住六人。
半年后我们几个硕士被安排到文津街馆区腾空的办公室居住，总算是楼房了，供暖条件好很多，两人一间。但是，每天需要骑自行车到白石桥新馆上班，冬天披着军大衣，到馆时脚都冻麻木了。我们经常穿胡同走小巷，对西四的交通十分熟悉。
又过了半年，我们搬到白石桥新馆招待所的平房(现在单身宿舍东侧二期车库入口处)。是一个大杂院，“房客”们互相串门，甚为热闹。平房不隔音，隔壁拓先生经常高谈阔论，我们无法安静写作或休息。20多年后，拓先生成为古籍拍卖行业名人。一对青年夫妇时常打骂，其他人不敢管，我喜欢管闲事，就劝他们，劝架的人反而挨骂。
1989年终于住进了单身宿舍，但领导没有履行诺言——一人一间，硕士稍好一些，两人一间。从此以后，我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，译著《简明牛津音乐史》就是在这里翻译的。记得我当时经常工作到深夜两点，室友大概不能休息得很好，我十分歉疚。当时的邻居中，为百年馆庆设计展览的佟博先生住我隔壁；经常一起喝酒的老魏后来成了出版人，老董成了某机构的领导，老寇当了老板，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人老心不老，关心各方面的新闻，不过读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。
住宿条件好了，但伙食跟不上，于是自己做饭。个别人条件好，拿煤气炉做饭；条件差些的，用电炉或煤油炉做饭。我开始用电炉，后来用打气式煤油炉。当时冰箱是奢侈品，常温下储存最多的东西是面条、西红柿、鸡蛋和香肠。
住单身宿舍印象最深的事情不少：
一是经常聚会，周末一起吃饭喝酒。
二是用水冲的方式制作冰镇西瓜——当时北京的自来水是地下水，很凉，足以制造出冰镇效果，但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！
三是油盐酱醋经常不翼而飞。刚开始时邻居偶尔没有油盐酱醋，于是借一下，后来“偶尔”变成“经常”，“借”变成“拿”——虽然不值钱，但要用的时候没有，难以容忍。
四是大家直接把剩饭菜往水槽里倒，水槽经常堵塞，我经常充当义务清洁工。
五是用电炉的人多，经常电路跳闸，大多数是文科出身，没人敢动总闸，我在紧急时候充当电工。
六是门锁质量不高，经常损坏，我用过各种方式开锁，最严重的是用脚踢直接破门。
1994年单身宿舍朋友聚会(顾犇、全根先、翟安鱼、沈燮元、魏文峰、董耀鹏)
1993年我分到一套一居室，告别了单身生活。单身生活很艰苦，但也磨练人。
2005年国庆节我骑自行车去文津街分馆，拍摄了各个角落，觉得建筑很美，环境很幽雅，恍如世外桃源！住在那里时怎么没有好好欣赏呢？
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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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舞台，兢兢业业
2006年在首尔国际图联大会发言
201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书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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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传承，面向未来
这3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，很长，很重要。这30年如果放在图书馆事业史上，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；如果放到人类乃至宇宙历史看，更是一瞬间！
回顾自己这30年，就是在前人道路上的传承和发展。前辈言传身教，有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远见，带着感情和情怀做事，而不只是作为谋生手段和晋升阶梯。如果后人能继续走下去，事业必将更兴盛，国家必将更繁荣。
我目前和今后要做的事情，不是自己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，而是要培养更多的青年骨干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但愿我这一朵小浪花融入大浪，在历史长河中奔涌浩荡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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